破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困局到底难在哪

  客观地看，黄市长的话虽说得难听，但所表达的真实意思切合实际；把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希望寄托在现有融资机制和银行金融机构身上，确实有点“与虎谋皮”的味道。黄市长的观点无需过多数据来说明，仅近两年中央出台若干解决企业融资政策没有凸现较大成交，融资难、融资贵局面没有根本改观就足以说明黄市长观点的正确性了。

  那么，破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困局到底难在哪？其实，黄市长的话有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首先，难在融资渠道通畅和机制灵活。现有资本市场门槛过高，企业向社会公开发行债券受到严格管控，造成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受阻，把大量实体企业逼向银行间接融资绝路，使银行处于“养尊处优”地位，既形成了银行资金卖方市场，又颠倒了“上帝”与银行之间关系，使银行成了上帝，企业成了任上帝“宰割”的羔羊。

  其次，难在金融经营机构遏制利益分赃。银行受追求最大商业利益动机驱使，把社会责任挤压到“可有可无”状态，在对企业信贷投放中千方百计规避自身风险，极尽担保抵押之能事，把大量中小微企业推向了融资难尴尬境地。企业向大银行贷不到款，转而向信托、租赁、担保等所谓草根融资机构融资，实质上也是向名副其实的高利贷机构融资；这些机构很多资金从大银行低利率借出来再转手贷给企业，只是中间经过了很多次中转，层层剥皮，大大提高了企业融资成本，怎么喊也无法使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下降。正如黄市长所言：“大银行漏出来的‘水’，再通过信托、租赁、担保等七弯八拐转给企业，原本6%年利息变成年息12%甚至15%。”最后又使企业绕回到融资难、融资贵老路上去了。

  再次，难在中央政策与各级执行措施对接。这得从两方面讲，一方面制定政策时缺乏较强操作性和针对性，弹性空间过大，模棱两可，给各级金融机构以较多空子可钻。也正如黄市长所说：“原因是文不对题，没有针对性，缺乏解决问题的真正办法”。另一方面，各级金融部门有选择性执行政策，对自己有利的就执行，对自己不利的就采取拖延战术，或干脆打“迷踪拳”，架空中央政策，使中央政府制定有利于企业融资优惠政策悬在半空，无法落地生根。

  最后，难在监管到位和作为。中央政府近两年就解决企业融资问题，出台了若干优惠政策，包括定向降准、降息以及“金十条”等政策“组合拳”。但由于中央政府每项政策出台之后，监管部门对政策实施引导及实施效果监督没有跟进，缺乏相应配套考核机制，使中央优惠政策实质处于“放任自流”状态；更有甚者，监管部门相互之间存在矛盾及监管政策打架现象，难以形成监管合力，使该对企业实施的优惠信贷政策或被大打折扣，或被“困死闺房”，中小企业无法充分享受到政策“阳光雨露”。

  显然，医治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痼疾，仅靠指望金融机构“慈悲为怀”和监管部门严厉监管，难以奏效，也难有希望可言。目前当务之急，是抓住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和完善企业融资机制这对主要矛盾，这对矛盾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企业也才会走出融资难、融资贵“迷谷”。这条直接融资通道就是向所有企业打开资本市场大门，中央政府乘IPO注册制改革东风，加快中小企业上市融资步伐。正如黄市长所言：“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直接金融把它做大，让一大批企业，不管大企业、小企业(上市)，大企业到A股去上市，中小微企业到转板、三板去上市。”同时，大力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等直接融资体系；积极探索发展股权交易市场，支持中小微企业依托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开展融资。并允许有发展潜力、有信用资质和抗风险能力的企业向社会直接发行债券，扩大债券融资规模。只有这样，银行和其他草根“影子银行”资金才能真正由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也才能促使其自降“身价”，把企业当成“上帝”和“衣食父母”，身份和地位变化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也就自然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