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A的进化与隐忧

　　从1995年开始实行新赛制算起，CBA(中国职业篮球联赛)的职业化、市场化改革已经走过16年。它的第一个黄金年代出现在2000-2002年的三个赛季，姚明率领的上海队两次屈居八一队之后，直到202年才问鼎冠军。对抗性的增加让CBA好看了，球市也火爆了。但这种繁荣或者说喧嚣是如此脆弱：它是建立在一个人(姚明)和一个团队(八一队)对抗的基础之上，当姚明离去，八一队沉沦，CBA的竞技水平已大不如前。

　　今天的CBA，虽然马布里的加盟让人兴奋，姚明当了老板也让人兴奋，但这都是个人效应对联赛的补充，联赛在整体架构上并没有多大的提升。联赛赛事属于谁?真正的主人是游戏参与者：各个俱乐部和和球迷这两个主体。但是，长期以来管理CBA的半官方的篮协，并没有与各个俱乐部形成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对球迷这最重要的市场组成部分更是从来缺乏服务意识，于是形成了一种主仆关系的错位——任何市场化的职业联赛都应该是俱乐部的联盟授权一个管理机构来代行管理事宜，通过为球迷提供到位的服务来实现商业目的。

　　错位造成的不合理现实是，CBA的管理者的最大职责不是对联赛负责，而是对上级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一旦利益出现冲突，在足球赛场内外出现的种种丑闻和怪现象都可能在篮球领域出现。唯一不同的是，中国篮球目前的大赛成绩要好于足球，篮球的收入要低于足球，篮球的公众形象没有足球那么醒目(也没有那么烂)。但CBA如果再不吸取中超的教训，也不会比中超好很多。

　　姚明、黄健华和马布里等等事件说明，至少中国概念还是很吸引人的。马布里加盟CBA则可能真的是CBA进步的一个标志─它能够吸引真正一流的NBA球星加盟。但是，所有这些浮光掠影的亮点无法掩盖CBA整个架构上的缺陷。缺陷是致命的，亮点只是暂时的。如果不解决架构上的缺陷，不理顺从属关系，也许还会有更多投资人进来，但我相信离去的会比进来的人更多，而这种伤害会从投资人到球迷再到中国篮球运动本身。需要我们祈祷的是，发生在中国足球身上的事情再也不要在篮球上出现。

　　CBA进化的最明显证据是，它具备了在市场上存活的可能，也就是说，国家没必要再为此买单了。而且，它还具备繁荣的可能。但是，CBA的繁荣应该由市场去培育，而不是交给一个政府的职能部门去完成。后者只会“看天吃饭”，当出现一个姚明和一个王治郅时，它能火好几年，如果没有这样的天才球员，就只有听天由命。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实。大包大揽的结果是，它什么都做不好。

　　从这一角度而言，市场只能期盼有“企业家精神”的领导出现，不过他也只能在短期内改变CBA的一些状况。比如前任篮管中心主任李元伟，在其任期内，他对联赛的包装、娱乐性的提升和对赞助商的服务都做了较深度的市场化改革，使得CBA面貌焕然一新。

　　CBA应该向NBA学习什么?事实上，NBA极大地伤害了篮球的形象。它以NBA的商标取代了篮球，“I love this game”(NBA广告语)并不是“I love basketball”，但种种成功的商业包装让NBA与篮球运动划上了等号。

　　但事实上，NBA并不是篮球运动的全部，甚至说，篮球运动的极致也不应该就是NBA。如此过度包装并被打磨得过于商业性的NBA，不见得对篮球运动本身长期有利。

　　有NBA存在，对CBA来说，虽然有了参照的对象，但也同时意味着天花板。对于NBA的威胁，CBA事实上一直在消极防御。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定义CBA?CBA应该传播的概念是，我们对于篮球的热爱，篮球能提升我们的生活质素，篮球能增进社会和谐。NBA在偷换概念，CBA就应该回归本质。但现实是，谁在做基本的普及和教化工作?一个职业篮球联赛不应该仅仅作为商业产品来经营，它应该倡导的是健康的生活方式，事实上篮球运动对青少年成长的确有很大的帮助。体育不是一个低档的四肢发达的游戏，它可以起到教化人心的作用，而中国从来没有将体育作为一种教育手段，这是社会无知的体现，是中国教育的失败。

　　所以，CBA真正的危机或许就从此时此刻显现：以往的光环逐渐淡去，而根本性的改造还没有出现。接下来?也许是CBA退化的开始。 (《体坛周报》社副社长 颜强)